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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1-15
尽管相隔几千年,但《诗经》时代的人与我们在情感体验上仍如此相似。
学者檀作文以独特的现代视角,以俗世情怀,以心会心,带我们进入周代礼俗下的爱情与婚姻世界。
读《诗经》之前,我们先跟随檀老师了解一下《诗经》的性质,以及历史上各时代的人们对《诗经》的认识。
《之子于归:檀作文诗经讲义》
檀作文,2022年3月,浦睿文化 | 岳麓书社
“五经”之首,文学之源
说到《诗经》的性质,窃以为八个字足以概括:“五经”之首,文学之源。
先说“‘五经’之首”。
我们讲传统文化,一般都会提到“四书五经”, 但“四书”和“五经”这两个概念不是同时提出的,“五经”的概念比“四书”要早很多。
“四书”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合称。“四书”的概念到宋代才有,这跟朱子有很大关系。朱子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两篇从《礼记》里独立出来,并做了章句,又给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做了集注,这四本书合到一块儿,就叫“四书章句集注”。到元明清时期,朱子学被尊为官学,“四书”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。
朱子像
在宋代以前,人们主要讲“五经”。先秦时就有“五经”的概念。“五经”包括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《诗》即《诗经》。《书》即《尚书》。《易》指《周易》。《春秋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,相传乃孔子所编定。《礼》有不同的说法,因为“礼”有“三礼”——《仪礼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。宋人以《礼记》作为“五经”之一, *** 则以《仪礼》为“五经”之一。《礼记》是汉代人整理的,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资料汇编。我个人认为“五经”之“礼”应该指《仪礼》。
“五经”有多种排序方法。通行的说法——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这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。汉代有“今文经学”和“古文经学”。“今文经学”,就是传诵下来、用汉代通行文字(隶书)记录的经书;“古文经学”,则是用古文字(战国文字)写的,多是出土文献。“古文经学”排“五经”的次序跟“今文经学”不同。“古文经学”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。“五经”中《易经》时代最早,相传伏羲氏创八卦,因此《易经》排最前面,然后是《尚书》,《尚书》里有《尧典》,尧的年代比商、周要早,接下来才是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。这是“古文经学”排的“五经”次序。
“今文经学”把《诗经》排在之一位,因为《诗经》性质特殊,这涉及诗经的文学性。
中国古人说做学问,一个人要成为君子,要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“兴”是兴起的意思,因为《诗经》是文学作品,文学作品在对人的感染和熏陶方面,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,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古人认为,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,先要读诗。那时候的诗,便是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成为“五经”之首,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。
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《诗经》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——“《诗经》是我国之一部文学总集”。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,会说这个人“风雅”“ *** ”。“风雅”两个字怎么来的?《诗经》里有“国风”和“大雅”“小雅”。“ *** ”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?“风”者,《诗经》之《国风》也;“骚”者,《楚辞》之《离骚》也。中国文学批评,讲“诗言志”,讲“风雅精神”,这些传统都是从《诗经》来的。此外,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,常会提到比兴,这也是《诗经》作品常用的表达方法。
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、不可替代性,就是这八个字——“‘五经’之首,文学之源”。
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
《诗经》自产生以来有超过两千五百年的历史,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?
先讲跟《诗经》差不多同时的时代,周代的情况。东周历史分春秋、战国两个时期,春秋人对《诗经》的用法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: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不学《诗经》,你别跟我开口说话。照这样看来,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,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不要说话了。孔子说这句话的缘由,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。
孔子像
“无以言”的“言”和现在的“言”不同,不是指一般的言语。《论语·先进》有孔门“四科”之说。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“孔子学院”有四个系:之一“德行”,第二“言语”,第三“政事”,第四“文学”。这个“言语”系,相当于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,专修外交辞令。
春秋时代的外交场合,诸侯会盟,两个国家要在一起谈判。那时谈判不像今天的公司合作签协议,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。春秋时期的外交,特别注重谈判的过程。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,谈判的游戏规则是“赋诗言志”。两个国家更高的行政长官(当时主要是“三卿”或者“六卿”,大国六卿,小国三卿)代表国家谈判,因为太有文化了,他们有话都不好好说,要表达的时候,就“赋诗”。“赋诗”并不是当场写一首诗,或者互相唱和。春秋时代的“赋诗”有点像现在的“点歌”。你要表达某个意思,不能直接说,需要点一首《诗经》里的作品,让乐工唱出来(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)。听完之后,对方也“赋诗”一首,作为答复,当然也是点一篇《诗经》里的作品,让乐工唱出来。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。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,很风雅。
《诗经》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。不学《诗经》,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。《左传》里记载了多次“赋诗言志”,《国语》里也记载了一些。赋诗万一“不类”——意思表达错了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。一个人掉脑袋事小,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。《诗经》在春秋时代的贵族社会里是何等重要,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。
汉代贵族的必读书
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《诗经》的。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,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,就讲唐、宋,其实周、汉两代才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。汉代的时候,《诗经》的地位之高,也是出乎我们想象的。
天子受万民敬仰,《诗经》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?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,虽然按道理是嫡长子继承制,但是如果皇帝不喜欢太子,或许就把太子废了。汉武帝之所以做太子,就是因为汉景帝把栗姬的儿子给废了,汉武帝才有机会的。汉代常有这样的事情。《汉书》里记载了几次,在几个同等资格的继承人或者竞选人中选定某个人,理由之一居然是这个人会背《诗经》。
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被选上的。其中一位是汉宣帝,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,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。汉昭帝没有儿子,他死后,先是昌邑王被选作天子,但很快就被废掉了。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,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。汉宣帝姓刘名询,霍光的奏议里头说,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,并列举了很多理由,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《诗经》。
汉武帝像
还有汉哀帝,也是因为会背《诗经》才做了天子。《汉书 • 哀帝纪》记载:汉成帝无子,原本想选自己的弟弟做继承人,按道理天经地义,因为血统最近,但是后来因为背《诗经》的缘故,选了汉哀帝。当时汉哀帝刘欣跟汉成帝的弟弟中山孝王刘兴一起上朝,汉成帝便考验这两个年轻人。汉成帝先让刘欣背《诗经》,刘欣不但背了,还给成帝讲了一遍。成帝让刘兴背《尚书》,刘兴不会背。汉成帝觉得弟弟刘兴比不上侄子刘欣,便立刘欣为嗣。
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《诗经》做了天子,当时的天子都会背《诗经》,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《诗经》的?这是时代的不同,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《诗经》是多么看重。
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《诗经》。汉代大臣把《诗经》当成谏书用,这在《汉书》里有明确的记载。
汉宣帝是因为背《诗经》做了天子,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即位不到一个月就被废的昌邑王。《汉书》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“行 *** 之实”。据我的猜测,昌邑王刘贺或许行为不检点,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权臣霍光合作,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。汉代的法律严苛,昌邑王被废了,他的大臣都要被治罪。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,哪些人有罪,哪些人无罪,哪些人杀头,哪些人死缓,都要有个说法。《汉书·王贡两龚鲍传·王吉》记载,昌邑王被废,只有昌邑中尉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为曾经进谏,得以免死。
昌邑王好游猎驰驱,王吉曾引《诗经》进谏:“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,吉行五十里,《诗》云:‘匪风发兮,匪车揭兮。顾瞻周道,中心怛兮。’说曰:是非古之风也,发发者;是非古之车也,揭揭者。盖伤之也。今者大王幸方与,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,百姓颇废耕桑,治道牵马,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。昔召公述职,当民事时,舍于棠下而听断焉。是时人皆得其所,后世思其仁恩,至乎不伐甘棠,《甘棠》之诗是也。”《诗经·桧风·匪风》里有两句“匪风发兮,匪车揭兮”,儒家经师解说,风刮得太猛,车跑得太快,皆非有道。王吉便用以劝谏昌邑王不要驰驱。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是讲召公勤政爱民的,王吉亦用以劝谏昌邑王要爱惜民力。
昌邑王像
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记载,龚遂曾和昌邑王说:“大王诵《诗》三百五篇,人事浃,王道备,王之所行中《诗》一篇何等也?”意思就是“大王啊,您整天背《诗经》,但您扪心自问,您的行为哪一条符合《诗经》的规范”。昌邑王即位后梦见一堆苍蝇粪,龚遂进谏说:“陛下之《诗》不云乎?‘营营青蝇,止于籓。恺悌君子,毋信谗言。’陛下左侧谗人众多,如是青蝇恶矣。” 大意就是“大王啊,《诗经》里有一篇叫‘青蝇’,青蝇是比喻小人的,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、亲君子,请问大王您做到了没有”。
王吉、龚遂引用《诗经》规范君主行为,名满天下。《汉书 • 儒林传》中还提到一个人,他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,是昌邑王的师父。昌邑王获罪时,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的师父王式。判刑的时候,办案人员责问王式:“师何以无谏书?”意思是:“昌邑王行为不端,你身为师父,为什么连一篇谏书都没有?”王式说:“臣以《诗》三百五篇朝夕授王,至于忠臣孝子之篇,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。至于危亡失道之君,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谏,是以亡谏书。”用白话文说,就是:“我每天早晚教昌邑王读《诗经》,每到讲忠臣孝子的篇目,我都要带他反复诵读。每讲到昏庸亡国之君,我都哭着跟他讲:‘大王啊,您可不能学这些人啊!’我天天用《诗经》进谏,所以没写谏书。”办案的官员把这话报告上去,王式的刑罚因此减轻,由立斩改判死缓。
由此可见,《诗经》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,会不会背《诗经》,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,同时大臣也可以把《诗经》当谏书用,在关键时候还可以救命。《诗经》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,何等重要!
科举考试必读书
中国文化两大伟人,前有孔子,后有朱子。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方面,但是“五经”中,他也重点注了《诗经》和《易经》,而且在《诗经》上用力更深。朱子注书注得更好的,一本是《论语集注》,还有一本就是《诗集传》。朱子是在理学体系里讲《诗经》,但是讲得很圆通,很高明。
由于朱子《诗经》注得好,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,《诗集传》影响太大,所以后来讲《诗经》,都按朱子的路子讲。《诗集传》被元、明、清三朝定为科举考试用书,所有的读书人都要读。
二十世纪的文学解读
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,人们对《诗经》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《诗经》,但胡适、顾颉刚等人开始把《诗经》当成文学作品来讲。二十世纪以来,人们津津乐道于《诗经》尤其是《国风》中的爱情诗,关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风花雪月的故事。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老开玩笑,说大学里最浪漫的事情,就是“读《诗经》,谈恋爱”。这也跟《诗经》本身的内容性质有关系。“诗三百”(三百零五篇),其中的《国风》部分,我们读起来比较容易接受的,大部分是婚姻爱情诗。朱子老人家看这些诗,有时候气得发抖,说这是“淫诗”啊,是 *** 之人写的。朱子看到了《诗经》爱情诗的本质,但他从传统社会的礼教立场出发,要求将这些作品当作反面教材。但二十世纪不一样了,歌颂爱情,歌颂青春,这是人性的解放,所以对《诗经》爱情诗的评价,跟以前大不一样。
我们今天来讲《诗经》,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。所以这本小册子讲的内容,是《诗经》中的爱情与婚姻。
诗经比唐诗宋词好读
关于《诗经》的解读,古人说“诗无达诂”。每个人对《诗经》的理解都不一样,“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但《诗经》怎么读,还是有原则的。
一是要把读者带到《诗经》的时代。两千多年前的作品,它的文化背景跟现在不一样了。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,以及汉代人怎么用《诗》,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。因此,在阅读过程中,我们要想办法还原它的文化礼俗背景。
二是要把《诗经》带到读者的时代。读作品,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。《诗经》毕竟是文学作品,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。古人有情,我们也有情。食色,性也。饮食男女,古代是那点事情,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事情。古人谈恋爱,我们现在也谈恋爱。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,就是把《诗经》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,把《诗经》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,把《诗经》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。这样一来,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很多人都说《诗经》难读,其实不然。《诗经》难在什么地方呢?一是文字障碍,二是礼俗文化背景。先秦时代的语言跟现在不一样,很多字我们不认识。还有,如果不明白《诗经》的礼俗文化背景,对诗的理解往往会和本义相差万里。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,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,《诗经》反而好读。《诗经》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,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练。《诗经》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,更原生态。
注:本文摘自浦睿新书《之子于归》,有删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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